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内锅炉房遗址。

　　

　　731部队使用过的木质卷柜，卷柜上刻有“石井部队”字样。　

　　

　　731部队的创立者和领导者石井四郎。

　　

　　1943年6月25日，731部队高等官团在本部大楼前合影。

本月14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相当于国家档案馆）公开了731部队留守名册中3607名成员的真实姓名。在二战结束七十多年后，这是在侵华战争期间罪行累累、恶名昭彰的731部队首次被披露成员名单。这份名单包括了几乎所有的731部队队员实名，是全面了解731部队构成的最珍贵资料。日本政府保管着详细的731部队档案一事也首次得到确认。

731部队研究的是被国际条约明令禁止的细菌战、毒气战，被用来做活体实验的，是大量中国人、朝鲜人和盟军战俘――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因为曾被用作这支恶魔部队的番号，“731”这个特定的数字组合出现的时候，总会散发着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怖气息。

二战结束距今已七十余年，罪行累累的731部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审判，甚至在很长时间里被人为遮掩起来。几十年来，包括有良知的日本人在内的世界各国学者专家，不断挖掘、揭露731部队的种种罪证，却始终换不来日本政府对731部队罪行的认罪和忏悔。

挖掘731部队真相是一段崎岖曲折的长路。无论日本承不承认，真相就在那里，铁证如山。

躲过东京审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接下来的近三年时间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二战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战争贩子被判处绞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是，东京审判被告席上的28名甲级战犯，没有一个人对731部队的罪行负责。731部队的所有成员，没有一个人被起诉、审判，甚至在东京审判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提及“日军731部队”。

唯一的一次，731部队最令人发指的行径――“活人人体试验”，在法庭上被一位美国法官偶然提及，却点到即止，含糊而过。

1946年8月29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美国法官沙顿宣读《南京地方法院监察处关于敌人罪行的调查报道》，其中提到：“敌方多摩部队把擒获的平民运到医学实验室去实验传染血清的效能。这个部队是最秘密的组织之一，该部队所杀害的人数是无法确认查明的。”

法庭主席问：“您不想再提供我们一些关于所谓在实验室内实验毒血清效能的证据吗？”

沙顿却说：“此刻我们不想拿出关于本问题的补充证据……”

在汗牛充栋的东京审判历史资料中，再也找不到任何与“活人人体试验”相关的继续追问。美国法官“不想拿出”补充证据的措辞，现在读来，引人深思。

沙顿提到的多摩部队，是侵华日军在华北、华中、华南的三大细菌部队之一，但是相对于关东军下属的731部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731部队是日军细菌部队的鼻祖，产下了一众徒子徒孙。

多摩部队本部设于南京，对外称华东派遣军防疫给水部。

在侵华日军的作战体系中，每一个方面军均设有防疫给水部本部，每一个师团设有防疫给水部，另外，每个防疫给水本部还设有支部。这些“某某防疫给水部”，都有一个统一的名称――“石井机关”。“石井”指的就是731部队的部队长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曾发明一套战场净水装置，在日军中应用广泛，不但在侵华战争中，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孤岛之上的日军之所以能负隅顽抗，这套净水装置发挥了很大作用。

这些挂着“某某防疫给水部”羊头的日军部队，从石井四郎和731部队那里学到的远远不止战场净水装置，它们真实的作用，是研究和实施细菌战。

731部队成立于1932年，为掩人耳目，先后叫过“加茂部队”（取自石井四郎家乡）、“东乡部队”（石井四郎偶像东乡平八郎）、“满洲第六五九部队”、“满洲二五二零二部队”等名字，对外则一直称“关东军防疫给水总部”。

这支盘踞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平房区的恶魔军队，在日本的侵略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军队里甚至流传着“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平房”的说法。

731部队的本部基地中关押着大量俘虏，主要是中国人、朝鲜人和苏联人，其中中国人占了绝大多数。他们中有一些是投身抗日的战士，有一些是被判定为苏联间谍的情报人员，还有许多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儿童。

当一个人进入了731部队的监牢，在那些冷血恶魔的眼里，就不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只是一个个还有生命体征的“马路大”（日语意为“圆木”，引申意为“试验品”）。他们的价值，只是被用来观察在注射细菌、病毒之后，身体一步步被吞噬的过程，直到痛苦地死去。他们的尸体最终会被焚烧，毫尘不剩。

令人发指的人活体实验，远不止这一种。冻伤实验、毒气实验、灭压实验、活体解剖这些听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的反人类实验，在当年平房区731部队发生了无数次。3000至10000人死于731部队的活体实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细菌战在国际法中被明确禁止，日军对此心知肚明。进行反人道、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战研究，自然极尽隐秘。

731部队基地最初建设在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1935年迁至哈尔滨平房地区，圈定6平方公里范围营建细菌部队的设施。这是一项极为保密的巨大、综合性的工程，4个日本建设株式会社历时两年多才告完成。

731部队本部设施区内至少建有76栋建筑，其中指挥中枢所在的“四方楼”，占地约为l5000平方米，内有各种细菌研究室、可供全年使用的冻伤实验室、监狱、解剖室等，还有处理人体和动物尸骸的3个焚尸炉。

以731部队本部为核心，关东军划出了6平方公里的“特别军事区”，把这里变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杀人魔窟。

731部队为恶作孽的十余年，一直处在侵华日军的高度保密之下。1942年4月，中国就向全世界公布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书面报告，但那时也不知道731部队是细菌战的幕后黑手。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关东军兵败如山倒。石井四郎于8月10日率部仓皇撤回日本。在撤退前，为掩盖其罪行，石井四郎下令炸毁所有主要建筑物，烧毁大部分绝密资料，并集体屠杀当时特设监狱里尚存的300多名“马路大”。

731部队的秘密，似乎要在巨大的爆炸声中湮灭。

但是，侵华日军对731部队处心积虑的保密工作，并非它逃过东京审判的真正原因。事实上，在东京审判之前，美国对731部队的罪恶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

1945年12月，逃回日本老家的石井四郎被美军情报人员抓获。他是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直接责任人，731部队总指挥，日本陆军中将，无论是罪行、职务、军衔，都足以将他推上东京审判的被告席。

然而，石井四郎最终逃脱了审判。不只是他，731部队绝大部分的核心人员、研究人员，在战后都安全地回到了日本，甚至继续在日本的学校、医院、企业等部门任职。这些昔日的“杀人魔头”，洗掉手上的淋淋鲜血，改头换面，又成了日本社会中的“精英分子”。石井四郎经营了一家诊所，直到1959年患病去世。

他们制造的那些残忍、恐怖的历史，好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

1981年秋，一位叫约翰W鲍威尔的美国记者在《原子能科学家公报》旬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

那段被隐瞒的历史章节是一桩肮脏的交易：石井四郎为首的731部队，以向美国提供细菌战资料为条件，逃过了东京审判。

世界为之哗然。

鲍威尔于1919年生于中国，父母都是美国人。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记者，在上海发行了名为《中国评论》的杂志。受父亲的影响，鲍威尔也成了记者，足迹遍布中国各地。

在中国，鲍威尔曾亲历“细菌战”。1940年5月、6月间，731部队出动飞机，在中国浙江撒下了大量的鼠疫跳蚤。鼠疫很快在中国的城市、农村传播蔓延。

鲍威尔后来回忆说：“凑巧那时我在宁波……日军在当地进行细菌战的结果，使许多中国农民像虫蚁一样被杀死了……我无比愤怒。”

1953年，鲍威尔回到了美国，他写了很多有关中国的文章，成了一位有名的“中国通”。在中国的经历，让鲍威尔始终对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耿耿于怀。他一直在搜集着相关证据，并写过数篇揭露文章，却所获甚微。

直到1981年，鲍威尔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堆积如山的文件里，发现了有关731部队的蛛丝马迹，并且找到了侵华日军研究和实施细菌战的直接证据。

这些档案，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盟军总司令部麦克阿瑟之间往来的机密文件，其中具体记录了对731部队石井四郎等首要分子的审讯及有关人员的移交问题。

鲍威尔后来回忆说：“长期以来，这些文件一直列为机密。由于实施‘情报公开法’我才搞到了手。”

实际上，早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的军事情报机关就得知了日本在进行细菌战的研究。日军投降后，1945年后半年至1946年底，美国情报部门收到了很多有关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研究和实验的匿名告发信，美军确信日本细菌战研究人员曾进行过人体实验，并已经拥有大规模细菌战作战能力。

美军占领日本后，迅速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不少日军细菌战部队的专家和将领，特别是石井四郎被美军情报部门发现并抓捕。美军随即“对石井进行了为期7周的秘密讯问”，在这7周当中，美军还对另外20多名石井的亲信人物（包括一些军医）进行了审讯。

美军的审讯起初并不顺利。因为日军在战败前烧毁和藏匿了细菌战部队的所有材料，同时命令所有的参与者绝对保密，因此美军很难获得有价值的实物证据和口供。

而石井四郎等人之所以不配合审讯，并不是遵守保密的命令，而是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对美军的“价值”，在待价而沽。他们太清楚自己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如果公平审判必然是重罪。

石井四郎、增田知贞等731部队核心人员，私下通过参与美军审讯的日本翻译龟井贯一郎向美军情报官员报价：“我们愿意合作……如果你能向我们提供书面豁免保证的话，也许我们能弄到所有的情报。”

为了迫使美国同意赦免细菌战研究者的战争罪责，日本人还打出了苏联牌。当时冷战已经开始，他们非常清楚美国对苏联的敌意，因此增田知贞语带威胁地向美军审讯者表示：“如果我们与某个共产主义分子联系的话，他有可能告诉苏联人。”

这样的“要挟”确实切中美国心理。

1947年3月21日麦克阿瑟给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苏联检察官要求审问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市近郊从事细菌战研究的石井中将、菊地大校、太田大校……他们强烈要求分享美国获得的有关（细菌战的）情报……苏联的要求表现出对731部队大量生产鼠疫菌、霍乱菌以及鼠疫跳蚤的兴趣。”

美国对苏联的要求自然是拒绝。他们对石井四郎等人的审讯，其实也不是出于审判的目的。一份由东京发往华盛顿的审讯报告就明确指出：“石井等人目前为止提供的资料证明对确认、补充、完善美国细菌战研究的某些领域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并且对未来研究的新领域也具有启发。”

石井等人和美国当局周旋了一年多，终于换来了保命符。

美国国务院在1947年9月的一份秘密文件中明确提出：“731部队细菌战的情报价值远远超过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行为所产生的价值，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极为重要。”“不对石井等人作出免于战犯起诉的承诺，但（可以告诉他们），美国出于安全保障的考虑，不追究石井以及有关人员的战争犯罪责任。”

美国没有给石井等人出具书面承诺，却“说到做到”，不遗余力地给石井等人“保命脱罪”。

首先是封锁新闻报道。1946年1月，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披露了石井四郎被捕的消息之后，有关日本细菌战主犯的所有情况、731部队的历史资料等报道，再没有见诸媒体。直到东京审判结束后很久，有关日本细菌战的内容也一直没有在美国媒体出现过。

其次，在远东国际法庭，美国充分利用了其主导地位，让石井等人根本就没有被起诉的条件。远东军事法庭对日军细菌战的调查，被麦克阿瑟以“保密”为由阻止。其他国家法官提出的指控，要么被美国认为不成立，要么干脆不理睬。

在美国的庇护下，石井等人终于挺到了1948年3月。从那时起，远东军事法庭不再接受新的证据――这群魔鬼躲过了审判，逍遥法外。

作为对美国的回报，石井四郎等人交出了他们所掌握的日方细菌战情报。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秘密文件称：“19名细菌战研究计划的关键人物撰写了一篇长达60页的人体试验报告”，还有一篇20页的关于多年来对农作物破坏试验的研究，以及一篇由19人写的对家畜细菌战的研究;“8000张关于用人体和动物进行细菌战试验研究中的解剖病理观察玻片和幻灯片。其中有关鼻疽、鼠疫、炭疽的3本解剖报告，有两本长达300页，另一本长达700多页，报告中还分布着数百张人体组织培养的幻灯图片。石井写了一篇关于他本人20年来从事生物战各方面研究的专题报告文章。”

对于这些情报的价值，这份文件评估说：显然美国在大规模生产实用性武器方面遥遥领先于日本，然而日本用人体做的研究是无价的，因为相对于美国通过动物实验进行推测细菌战效果的方式，日本人用人体做实验所得的资料更加直接和完善。

这些报告作为“机密文件”，直到1978年才被解禁。但是“解禁”只是法律规定这些文件可以公开，文件究竟是什么内容，没几个人知道，也很少有人有兴趣去翻阅那些堆积如山的文件。

直到几年后，存放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文件副本才被鲍威尔发现。

反省材料

鲍威尔在1981年发表的文章，让全世界为之哗然，“731”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国的媒体上。有关731部队历史的研究，一时成为二战史中的热点和显学。

而中国作为日本细菌战的直接受害国、731部队的所在地，相关的研究取证其实早已开始。只是，受各种条件所限，研究进展非常艰难。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对于731部队的研究十分艰难。731部队的遗址已经被日军全部破坏，存世的信息来源只有文字资料，但是由于美国和日本对于这段历史的刻意遮蔽，使得中国学者能够看到的资料少之又少。

尽管如此，在信息闭塞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学者们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最大程度地搜集关于731部队和细菌战的材料。

中国对731部队历史的了解，最早的来源是苏联的“伯力审判”。

美国人庇护石井四郎等人逃脱审判、独享细菌战情报的做法，苏联人心知肚明，却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无可奈何。于是，苏联就在自己主导的对日本战犯进行的伯力审判中，把审判日军细菌战犯作为与美国进行角力的政治工具。

1949年12月，苏联独自把拘留的12名731部队有关人员在伯力滨海军事法庭进行审判，认定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以及731部队成员高桥隆笃等12人犯有制造细菌武器、人体试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其中，山田乙三被认定的罪行为：在1944年至1945年任关东军司令期间，“曾领导其所辖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准备细菌战的罪恶活动，鼓励过该两部队在进行各种使用细菌武器试验时，蛮横地杀害成千人命的行为。”

1950年，苏联公开出版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同时指责美国对日本细菌战犯的包庇。当然，这些动作不但没能阻止美国与石井等人的交易，反而使二者的合作更加亲密，也更加秘密了。